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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05 03:47:02 来源:娱乐天地

业内人士认为,华为的海外拓展策略应该说比较成功,在第三世界国家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华为海外拓展的重点正逐渐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市场转向欧美市场,目前,北美市场仍然在培育期,欧洲市场则成为华为海外的重中之重,收购这家老牌企业有借壳登陆欧洲之势。

尽管从道理上华为有收购马可尼的足够动力,但业内人士认为,正处于上升期的华为与其冒险收购不如稳扎稳打。

值得借鉴的是以收购擅长的思科公司。思科收购的原则是小金额,这样才不会对自己的现金流以及运营造成威胁;对自己某项技术或某项业务有很大的互补性;收购对象可能拥有未来几年内将有突破性增长的技术。

思科近十年来收购的百多家企业,收购金额基本都在1亿美元以内,并且超过5000万美元的收购也是近5年来思科强大之后才进行的。更由于并购企业规模小、企业文化接近,并购之后的融合过程相对简单得多。

而如果真的要收购马可尼,估计交易额将超过15亿美元。目前华为全年的销售额估计不会超过百亿美元,此时进行的高速扩张,其利润也不会太可观。相对高额收购对成长中的华为风险太大。

如果说华为看中马可尼的销售渠道和市场支撑,但欧洲电信设备商强手林立,即使华为成功收购马可尼,也不一定就能保证华为能将马可尼这些优势平移到自己身上。况且,在英国电信今年的设备供应商名单中没有选择马可尼,华为却入选,这说明华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可以打入主流市场,虽然这个过程会缓慢而艰难,但这样获得的市场才更稳固。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一个连续5年亏损的企业,它的运营和服务团队还会有竞争力吗?

很多国际巨头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是否就已经拥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他们依然要花费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推行“本地化”策略。华为若想在海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站稳做强,同样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也许并不是急于求成的并购。

其实华为属于国际化合作比较成功的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主要是以成立合资公司的形式。目前,华为已与3Com、西门子、NEC、松下、英特尔、摩托罗拉、朗讯、SUN、IBM等多家公司开展多方面的研发和市场合作。目前为止还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并购,这种模式如果被证明有效,还是应该被延续。

继周四创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最大单日跌幅和新低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周五收盘首度跌破8.10大关。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公告,2005年8月12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8.0980元,这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自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来首度跌破8.10整数关口。和汇改启动时公布的1美元对人民币8.11元的起始水平相比,至此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累计跌幅已达到0.15%。

前一段时间,关于电信运营商合并重组的讨论甚嚣,流传着“六合三”和“四合二”等多种版本。给人的印象是合并重组已经铁板钉钉,关于电信合并重组并非是否要合并重组的问题,而是如何合并重组的问题。

但是,目前的电信运营商合并重组方案依据不能让人信服,并且也没有考虑市场诱因不足的状况,因此,行政推动反而可能存在负面效应,当前这种情势下,应考虑把“明确搁置电信运营商的合并重组”作为一种决策选择。从合并重组与电信改革的关系,中国进入WTO后的电信运营业对外开放布局,以及电信业自主创新的要求等多个角度,可以共同佐证这一观点。

当前,电信运营商的合并重组被认为是避免电信业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保证电信国有资产增值的药方。言下之意,决定电信运营商绩效的主要症结,是电信运营主体的数量过多,因此,只要用合并重组把运营商数量加以限制,就可以“一举定乾坤”。

但是,像电信运营这样的自然垄断性行业,绩效除了电信运营商自身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国家电信行业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当前中国电信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如普遍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互联互通不畅、非法和无序的市场进入、电信资费恶性竞争、监管机构的角色错位和行动滞后等,都与当前国家电信监管体系方面存在基本缺陷有关。

中国庞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领域至今没有《电信法》,无疑是最基本的缺陷。不过,在没有《电信法》情况下,一些行政性行为规范起了不错的作用。例如,为了从根本上解开互联互通这个“结”,信息产业部启动了“一二三四五”工程,以及国办75号文件和部453号文件等“硬措施”出台后,信息产业部对互联互通恶性事件果断处理,明显改善了网间互联互通状况。

但是,《电信法》作为一部正式的规范电信领域各方行为的国家大法,在规范和调整电信产业方面的作用,是现有已出台的电信方面法律法规所无法替代的。运营商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服务行为,可以以《消费者权益法》为主《合同法》和《产品质量法》为辅,进行行为规范。而对国家与运营商的监管行为,运营商与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合作行为,没有一个主法进行约束是不行的。

电信普遍服务问题必须用《电信法》来加以有力的规范。电信运营业引入竞争以后,电信普遍服务问题日益突出,东中西部在服务能力和普及程度上的差距逐渐扩大。由于缺少监测和衡量的手段,导致“村通工程”等电信普遍服务项目不能有效地推进。

电信运营企业追求利润,无可厚非。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用《电信法》来规定建立普遍服务基金,按一定比例向所有电信运营企业收取,然后补偿提供普遍服务的通信企业,以此解决国家层面的电信普遍服务与电信运营企业盈利目标的矛盾。

新形势下电信定价机制和资费管制方式、反垄断和遏制恶性竞争机制等方面都需要《电信法》来规制。原来《电信条例》规定的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等三种资费定价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五年的监管实践证明,激烈的竞争已使政府定价名存实亡。许多地方的电信业务资费,已大大低于政府定价,赠送时长、资费的办法已使政府定价形同虚设。这说明逐步放松电信资费管制,由市场调节价格已具备现实的可能性。

在放松电信资费管制的同时,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防止价格同盟等市场垄断的出现,应规定价格的上限管理原则,敦促电信监管机构加强电信资费监管,主动采取限制性措施或干预性措施。对于恶性竞争、实际资费低于实际成本的问题,也需要一定的管理架构加以限制。针对市场上出现的恶性价格战和重复建设问题,政府监管部门一直在花大力气解决,但是没有立法规定的监测手段,一直无法给出比较行之有效的监管能力。

由于某种原因,市场翘首以盼25年的《电信法》年内出台仍有困难。这部被全国人大认定为“条件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从1980年就开始起草,1988年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1993年起草工作开始列入第八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并于1998年和2003年,分别列入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列为第一类立法项目,但是,要达到“条件成熟”似乎仍遥遥无期。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如此“待遇”的法律,《电信法》是惟一一部。

《电信法》难产,行政立法模式和政府职权难于调整是重要原因。《电信法》实质上不仅是一部约束企业行为的“反垄断法”,而且是一部理清政府职权安排的法规。它出台的根本目的是要完善政府职权安排、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公平公正,维护大多数公众的权益。公正公平的法律,一旦确立,本身就是对电信行业更有效率的“监管”。

我国的行政立法模式存在立法意图过于倾向行政部门、难以兼顾社会各方利益等不足之处。体现在电信立法上,政府行政部门还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通过改革成为向立法机构负责的管制机构,不愿舍弃超出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等相关利益体之上的权威,没有准备立法的积极性,或者从部门利益出发立法,不符立法原则,反而造成以“合法”方式侵害社会各方利益。

行政立法的最大障碍不是不能成法,而在于不利于形成行政人员依法行政理念。有舆论认为,当前政府行政部门具有立法、执法、行政等功能,起草的动机是用“法”来“管制”竞争对手和压制消费者的不满,使政府继续保持其不受约束的权威性。这违背了基本立法精神,如果不抛弃这种“行政为王”的行政立法思路,新《电信法》也无法推动电信行业改革的新突破。

《电信法》的出台,可能意味着以美国的独立电信监管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为样板,建立中国独立的电信监管部门“信监会”。这在《电信法》的送审稿中确有其事。但是由《电信法》提供完整的电信监管法律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行政职能和执法依据,将触及到很多部门的权力调整。而对该机构应赋予多大的权利,国务院、信息产业部、电信企业等,意见不一。

当然,我们无意说,必须等到电信监管体系相对完善了,相关政府部门才能采取类似合并重组的行动来调整电信行业。但是,没有相对完善的监管体系,用电信运营商合并重组作为权宜之计,来解决电信业存在的问题,不仅政府部门有避重就轻和敷衍塞责的嫌疑,而且合并重组实际上很难达到避免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的目的。即使合并重组后剩下三家或者两家电信运营商,在目前的状况下,照样可以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

最关键的是,过去运营商分拆和现在运营商合并,都被说成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实际上,可以说不过是政府部门对国家信用的恣意挥霍。当前悬而未决的电信合并重组传闻,客观上已经干扰了电信运营商的正常运作,有的电信运营商企业不得不一再出面辟谣。在目前的监管架构下,规模巨大的国内电信运营商成为合并重组的舆论之刀俎下颤栗的鱼肉,与期待中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境电信运营商有巨大距离。

当前电信运营商重组情势的诡谲与《电信法》的难产一样,造成了巨大的困惑和混乱,用“重组代替改革”有把电信改革引入歧途的危险。

相反,如果能够形成相对完善的监管体系,不需要合并重组也能达到减少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的目的。例如,通过立法解决租用通信管道、管孔、电缆、光纤、杆路、铁塔的合理价格形成机制问题,能有效防止重复建设。通过加强瓶颈地区的管理,必要时应赋予电信监管机构裁决权,可以促进联合建设。

在电信监管方面,韩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榜样。韩国的电信监管机构为三家电信运营商确定了固定的国内市场份额的比例,运用不正当手段提高市场份额的运营商会受到处罚。这样促使韩国电信运营商把注意力从恶性竞争市场份额转向不断推出增值服务,提高平均单个客户的电信服务支出,结果使韩国的CDMA服务日趋丰富和完善,最后走向世界。

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把合并重组置于电信改革的背景下加以考量,先正己而后及人,这样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号召力和执行力肯定会大大增强。

电信业竞争主体应在多大程度上引进外资是当前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加入WTO后,运营商数量必然只增不减。随着运营商加快利用3G技术的步伐,必然对现有电信运营商的市场垄断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从消费者满意度的角度看,虽然对某些较小的运营商,消费者可能因为不了解而选择比较审慎,但无论如何,消费者欢迎国内外的新进入者来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推动运营商服务质量的提高。

虽然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电信市场,在股权比例和时间上有一定的限制,其经营全国性长、市电信业务的“软”环境不如中国企业好,但中国通信运营商也一样要做好竞争准备,尤其是中国电信运营业长期处于政企不分、垄断经营的环境,要完全按WTO规则进行公平、公开、合理、合法的竞争,真正把消费者当作“上帝”,需要一定时间作为缓冲,在观念上、管理上和技术上做好充分准备。

而根据“六合三”或“四合二”的方案,重组后会只剩下三家或两家。当前中国电信运营商规模可观,核心竞争力却依然脆弱。在目前竞争的格局下,只要一家运营商允许外商参股,剩下的出于竞争的考虑,必将被迫引入国外合作方。这样,中国电信运营产业短期会出现全面合资的态势,长期会形成逐步被外资“一网打尽”的局面,保有电信业独立运营平台、自有服务品牌的可能性会很渺茫。电信业开放应避免汽车行业全面合资导致自有品牌汽车处境艰难的覆辙。

因此,从电信运营业对外开放的策略考虑,应保留中国铁通和中国卫通的独立存在,形成在电信运营业对外开放上的两个梯队,即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和中国联通为主的第一梯队,与以中国铁通和中国卫通为主的第二梯队(具体第一和第二梯队的安排还可再斟酌)。

这样,我们可以给外资进入预留空间,首先开放第二梯队,允许外资充分介入重组,为第一梯队的运营商做强争取宝贵的战略缓冲期。这种战略安排的本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虽然短期内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复投资问题,但是从长期看有利于我国电信运营产业规避WTO规则和保持独立自主性。

推动自主创新是当前电信产业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从产业组织层面看,防止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是当前提出运营商合并的一个基本理由,但是,合并会扩大运营商规模,而运营商规模越大,选择供应商的门槛越高,越不利于我国电信运营商培养自有的增值服务商配套体系。

中国电信业的发展过程中,1990年代的程控交换机市场造就了以“巨大中华”为首的上百家企业。进入21世纪的无线移动通讯市场中,原有供应商只剩中兴和华为两家,同时期冒升的却只有UT斯达康一个新秀。由此可见,市场门槛的提高对于企业的兴起和竞争的巨大影响。

目前运营商购买设备和服务的高门槛体现在,运营商省级以下部门一般没有采购权,电信供应商必须承担所有产品服务的进场前测试费用,必须垫资进场并且提供一定的帐期等。这使大多数缺乏关系和足够资金投入的产品服务供应商只能望洋兴叹。

当前国内运营商普遍缺乏应用增值业务的支持,能够向大客户提供的增值服务非常有限。随着客户对电信应用业务的期望值提高,必然会加剧运营商缺乏应用业务的窘境。尤其是如果没有增值业务,在即将进入的3G时代完全是空中楼阁。3G必须走一种与2G截然不同的全新商业模式。发展3G要求更注重运营商、网络提供商、应用开发商等的紧密合作,打造相对完整和丰满的产业链。

因此,中国电信产业如何培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信设备制造公司和应用业务提供商,将是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运营商合并和重组后规模扩大,必然会进一步抬高增值业务开发商的进入门槛。搁置现有运营商合并重组,有利于促进竞争,推动它们不断地吸收新产品和新业务,有利于培养我国自有的增值应用业务配套体系。

总之,当前传闻中的“六合三”或者“四合二”的重组方案过于简单,不能反映电信行业这一支柱产业内在的复杂性。在找到合适的合并重组方案之前,我们认为“动不如静”,可以采取明确搁置重组的办法,避免干扰电信运营商的正常运作。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能够加强执政能力,积极推动电信立法与改革,探究更好的决策安排,形成电信行业发展的多方动态一致性。

过去几个月里曾经是坚定中国股市唱多者,现在却在暗暗兑现获利筹码,国泰君安赤子之心基金总经理赵丹阳似乎总是市场中的“另类”。

没有说话的赵丹阳正忙于清仓,卖出周期性行业股票,时间是股改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投资者可能都会对今年年初至5月期间赵丹阳的言论颇有印象,那段时间,赵是中国A股坚定的唱多者。

在赵丹阳眼里,中国股市之所以有投资价值,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其它国家相比。他多次表示,中国经济从2003年表现出的运行特征与美国和日本在1973年第一次原油危机前后的经济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而目前中国股市跌幅也等同于1973年美国的跌幅,大于日本当年的跌幅。

彼时,A股上证50指数是700点左右,而赵丹阳认为其在未来的3到5年可能会出现3到4倍的涨幅,沪综指则有望挑战5000点。

今年5月9日,管理层突然宣布,4家A股上市公司——清华同方、三一重工、紫江企业、金牛能源宣布率先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

试点开始之后,赵丹阳还专门到内地去拜访一些客户。这时候,他在内地有两只基金产品,一只是2004年2月20日,赤子之心联合深国投推出的深国投。赤子之心中国集合资金信托(简称“工行信托”),另一只深国投与招商银行合作发起成立了深国投·赤子之心投资哲学集合资金信托(简称“招行信托”)。

即使到现在,赵丹阳依旧表示,他仍然认为国内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对A股流通股股东来说是实质性利好,“实际上,从之后政府所做的努力和市场走势来看都是这样的。”

但在当时,国内一些机构对赵的看法不认同,他们认为,管理层仓促推出股权分置改革政策,而且缺乏一个系统制度来贯彻,市场有可能会陷入迷茫与混乱。

基于看多股市的判断,赵丹阳买入了一些金融和地产行业中的龙头股,这些股票三个月之内涨幅超过了10%。

“不管赵对市场的看法正确与否,但他选公司的确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一位熟悉赵丹阳的人士如此评价,“例如在银广厦热炒时,他就对银广厦进行过调研,当时他没有去公司,而是直接到天津税务局,看银广厦每个月用电额度,当发现这么大一个公司每月用电额度仅上百度时,他当时就打道回府。”

赵丹阳的调研方法独特得益于他做过实业,所以一般去企业,他都很少直接去拜访公司高管,他一般先去考察企业市场环境和生存环境等,比如对伊利股份调查时他先去看草原环境,对青岛啤酒、五粮液调查时他先去观察这些产品在各类酒店中的消耗量。

但此次,赵丹阳否认他5月份的投资是受股权分置改革影响,“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股票能从股权分置中受益,我只是认为它们是好公司,一旦经济走好,这些龙头股票肯定会走出好行情。”

这时候,他还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是: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股票市场将会提前于宏观经济见底。

于是在5月份,当招行信托部分资金还在募集中时,赵丹阳毫不犹豫地将新增资金全部投入到选好的股票中。此时国内一位财务公司人表示:“我们已经对这类股票全部清仓。”实际上,国内多数基金也在卖出周期性行业股票。

恰当的投资带来合适的收益。2005年7月31日,赵丹阳管理的“工行信托”累计收益率达29.15%,从年初到现在收益率达到18%左右;招行信托的累计收益率为9.58%。

“很多事情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赵丹阳表示,虽然他对国内资本市场仍旧看好,但由于宏观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他已经开始调整仓位,即兑现前期增持的周期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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